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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结构——兼论中国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卢明涛、傅华元摘要:基于国际比较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随着工业化进程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经济将逐步从低水平人力资本向高水平人力资本升级;(2)高水平人力资本深化过程中存在一种转型现象,一般在短时间内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以高生产率积累。(3)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提升人力资本的关键现象。经济充斥着低水平的人力资本,这导致效率提高的放缓。(4)我国人力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二级人力资本的“拥挤”和质量有待提高,三级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

根据人力资本深化的规律,现阶段人力资本的培育决定了未来一至二十年经济转型的成功。

为了降低转型滞后的隐性风险,我国应积极探索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升级路径。

关键词:提高人力资本结构效率JEL:J24经济赶超的实质是人力资本赶超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

大规模工业化促进了一国初级人力资本(初等教育)、中等人力资本(中等教育)和高等人力资本(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化。

本文分析揭示的规律是,人力资本的深化轨迹包括两个层面,即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S”曲线和逐渐饱和,以及人力资本分布变化的“倒U”趋势和逐渐替代。

经济追赶型国家人力资本结构的演变呈现出三种模式:一种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模式,其特点是高等教育比重较大。二级人力资本向三级人力资本的梯度迅速升级,各级教育质量的提高与数量的普及同步。

第二种是中国模式,其特点是在二级人力资本的引导下大规模工业化,中等教育占人力资本分配的绝大部分。

第三种模式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代表,其特点是小学教育劳动力比例较高,中学教育劳动力比例较低。

因此,这一分析揭示的问题是:(1)在追赶成功国家的过程中,大学教育年限的快速增长和普及一般在15年内完成,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转型现象”;人力资本转型是为了促进未来15年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避免转型滞后的潜在风险。

(2)在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比重“倒U”趋势的过程中,中等人力资本比重先升后降的“倒U”拐点并未出现。经济中充斥着大量的中低层次人力资本,无法实现向第三产业人力资本主导型增长路径的转变。

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关键现象和“拥挤”问题十分突出。

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由低水平的人力资本还是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所主导,其增长绩效都是显著不同的。

从提高经济效率的效果来看,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结构具有不同的外部性,具有较高梯度的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因果积累。

鉴于我国人力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和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寻找深化人力资本的合适路径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

第一,人力资本深化过程中的结构变化经济追赶的过程实质上是人力资本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第二,高层次教育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增加。

基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长期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化,我们对人力资本的深化轨迹给出如下描述:(1)“S”曲线和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的逐渐饱和。

在这种情景下,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轨迹是: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劳动力的初等教育阶段逐渐增加,小学阶段达到6年的饱和点。在此基础上,中等教育发展加快,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增加,达到中等教育6年的饱和点。

此后,在较高人均收入的支持下,劳动力接受大学教育的年数增加并接近饱和点。

(2)人力资本分布变化的“倒U”趋势和逐步替代。

从长期来看,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劳动力中的分布表现为: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初级人力资本在整个劳动力中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初级人力资本比重的下降被次级人力资本比重的上升所取代,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次级人力资本比重先上升后下降;与此同时,劳动力中高等教育水平的比例不断上升,直到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中广泛分布。

这一部分着重分析了一级和二级人力资本的深化过程。

(1)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数增长的“S型”曲线和初等教育年数逐渐饱和的“S型”曲线,以及相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达到最高初等教育年数的饱和,一般出现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

中等教育年到高等教育年的“S”曲线饱和发生在日本和韩国等追求成功的国家。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二级人力资本正在接近“S”曲线的饱和点。

1.数据描述[1]以图1(a)为例,说明并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及其变化趋势。

首先,图中从左到右显示的国家和地区是——一、六个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二.四个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三.中国;四.日本;五.韩国。

第二,每个国家或地区20-34岁、35-49岁和50-64岁三个年龄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由图中自上而下的三条曲线表示。

第三,每个年龄组对应的每条曲线由九个时间点组成,即1970年、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每个时间点对应一个教育年度数据。

第四,从上到下依次显示的三条曲线包含了人力资本更新或替代的经济含义:由于我们使用的是相隔15年的年龄组,下曲线是相邻上曲线的更新,滞后15年。

20-34岁年龄组在某一点上的人力资本表现一般可以被视为15年后35-49岁年龄组的人力资本趋势。因此,本文的图解法具有15年的外推预测效果。

同样,基于35-49岁年龄组和50-64岁年龄组,15年或30年前的人力资本状况可以逆转。

[1]到目前为止,巴罗-李(Barro-Lee)在EDStats数据库中的中国数据估计序列是基于中国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BarroandLee,2010)。中等教育包括初中、高中和中专,大学教育包括大专、本科和研究生。2005年和2010年教育数据的估计顺序是用年龄转移法推算出来的。

自2005年以来,中国年鉴的教育标准发生了变化。中等教育标准包括初中和高中。大学教育标准包括初中、本科和研究生。巴罗-李发布BL2013_MF_V1.3(巴罗-李网站)。中国的数据已经使用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更新。本文的图表数据是基于EDStats数据库和BL2013_MF_V1.3计算的

2.人力资本追赶和中小学教育年饱和图1(a)和1(b)显示了1970年至2010年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本的追赶和中小学教育梯度的建立过程。

作为两级教育逐渐饱和的典型例子,首先看看日本的情况。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三个年龄组,即20-34岁、35-49岁和50-64岁,都接受了六年初等教育。

事实上,早在1970年,日本50-64岁的劳动力就接受了五年的初级教育。如果把它向前推进15-30年——也就是说,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已经有了良好的初等教育基础,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世界银行,1993)。

与其他工业化的赶超国家相比,日本的中等教育有着良好的基础。1970年,20-34岁和35-49岁年龄组劳动力的平均中等教育水平分别为3.4岁和1.5岁。自2000年以来,这两个年龄组都已达到中等教育的上限。

与日本的情况类似,韩国20-34岁和35-49岁年龄组的中等教育平均年限已达到6年。

1970年,六个拉丁美洲国家20-34岁、35-49岁和50-64岁三个年龄组劳动力的初等教育年限分别为3.2年、2.8年和2.5年,其中20-34岁和35-49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在2010年开始达到最高教育年限。

东南亚四国初级教育的初始条件和深化路径与拉丁美洲相似。前两条曲线在2010年也开始渗透到小学。

虽然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已经显示出追赶人力资本的快速势头,但它们与日本和韩国在中等教育梯度建设上的差距已经开始显现:例如,2010年,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前两个年龄组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在3-4年之间,而日本和韩国基本达到了6年的水平。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在观察到的样本期内,拉丁美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人均初等教育年数每10年增加约0.7年,而韩国的初等教育年数增加约1年。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的中等教育平均年数每10年增加约0.7年,而韩国和日本的平均年数可增加约1年。

因此,追赶型经济国家之间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存在显著差异。

3.中国一级和二级人力资本的变化趋势一般表明,中国一级人力资本的初始条件和深化路径与拉美、东南亚等国家相似。

2010年,35-49岁年龄组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接近6年,50-64岁年龄组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也达到5年。

然而,20-34岁年龄组劳动力的初等教育年数从2000年到2010年分别减少了—-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为5.4年、5.3年、5.1年和4.9年。通过对年龄组的向后推断,可以发现这一现象与15年前[1]15-19岁年龄组初等教育的萎缩有关。

就中等人力资本而言,自2000年以来,中国中等教育年的增长率一直高于拉丁美洲和东南亚。2010年,20-34岁年龄组劳动力的平均中等教育年数达到了5年的水平。

(2)人力资本分布变化的“倒U”趋势和人力资本分布的逐渐替代意味着劳动力(所有年龄组)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

如图2(a)和图2(b)所示,2010年,中国20-34岁年龄段中,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为11%,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为73%,加上(图中未列出)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比例为15%,未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比例为1%,合计为100%。

图2(a)显示了6个拉丁美洲国家、4个东南亚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20-34岁、35-49岁和50-64岁劳动力中初级人力资本比例的变化趋势。图2(b)依次显示了上述国家和地区20-34岁、35-49岁和50-64岁三个年龄组劳动力中二级人力资本比例的变化趋势。基本事实是,劳动力比例的“倒U”变化趋势,即初等教育水平先上升后下降,一般发生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二级教育劳动力比例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趋势出现在日本和韩国等追求成功的国家。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二级人力资本比例目前处于“倒U”趋势的上升阶段,没有出现下降趋势。

就韩国和日本而言,上述人力资本深化的趋势体现在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本取代较低层次的人力资本,进而演变为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本主导经济增长的局面。

以日本为例。1970-2010年期间,我国20-34岁和35-49岁年龄组的初级人力资本比例分别从35%和59%下降到3%和6%。两个年龄组的二级和三级人力比例超过90%。

同时,当二级人力资本比例达到较高水平时,二级人力资本也会被三级人力资本取代。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拉美、东南亚和中国的人力资本分布仅表现为一级人力资本被二级人力资本替代,较高的人力资本梯度升级不明显。

[1]图1 (a)自2000年以来,中国20-34岁年龄组初等教育平均年数下降,原因是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中国的初等教育质量问题。根据Barroandle(1993)和Fredriksen(1991)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小学教育的高辍学率可能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下降的原因。

关于2000年以来中国初等教育质量的分析,见(桂平,2013)。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中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中国15岁以上劳动力年平均中等教育年限的不断提高。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小学教育和中级人力资本在中国劳动力(15岁以上年龄组)中的比例一直在迅速下降。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中高层人力资本问题。

第二,人力资本结构变化过程中的过渡现象和关键现象(1)人力资本结构的三种演变模式是基于样本国家的人力资源资历。在调查样本期内,人力资本结构的演变呈现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日韩为代表的模式,其特征是高等教育更加重要,二级人力资本向三级人力资本的梯度升级更快,各级教育质量的提高与数量的普及同步。

第二种是中国模式,其特点是在二级人力资本的引导下大规模工业化,中等教育占人力资本分配的绝大部分。

第三种模式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代表,其特点是小学教育中劳动力比例较高,中学教育中劳动力比例较低。

马来西亚接近中国模式,而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接近拉丁美洲模式。

就教育年限而言,日本和韩国劳动力的初级和中级人力资本已经达到相对充分的饱和。随着一级人力资本比例的“倒U”趋势,二级人力资本比例也出现了“倒U”趋势。现阶段,它正处于高等人力资本快速深化的过程中,在高等教育年限增加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呈现出转型现象。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拉丁美洲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二次人力资本追赶时期开始出现问题。中等教育数量的扩大先于质量的提高(Hofman,2000),并导致中低层次人力资本的过度扩张。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高级教育升级也遇到了严重障碍,似乎面临着难以跨越的门槛。

(2)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过渡现象日韩人力资本演进模式的典型特征在于初、中、高三级教育梯度升级的连续性,尤其是高等教育年限的推广普及中的短期“过渡”现象。

如图3(a)和图3(b)所示,具体表现为:1。成功追求经济发展的[国家第三层次人力资本升级的15年过渡现象通常用15年来迅速完成大学教育年限的迅速增加和大学教育的普及。

以直接表明未来15年人力资本升级的20-34岁年龄组为例,韩国大学教育年限的提高和劳动力大学教育的普及分别用了15年和15年。

具体来说:(1)从1985年到2000年,韩国20-34岁年龄组的大学教育年限从0.6年增加到1.1年,这一年龄组的高等教育工作者比例从21%增加到52%;(2)日本作为一个早期的赶超国家,从1975年到1990年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20-34岁年龄组的高等教育时间从0.7年增加到1.4年,高等教育工作者的比例从21%增加到44%。

2 . 15年过渡现象中包含的人力资本升级规律表明,15年后35-49岁年龄组和30年后50-64岁年龄组的人力资本升级。

从提升不同年龄组三级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15年前所做的工作为15年后的成果奠定了基础。人力资本梯度的提升发生在这15年转型的破浪推动下。

3.15年跃迁现象是为滞后15年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教育储备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追赶成功国家高等教育跃迁的起点,都是发生在产业升级见成效的15年之前,即先有15年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储备,后有产业效率的持续提高和创新机制的形成。“3.15年转型”现象是落后15年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教育储备。值得注意的是,追赶成功国家高等教育转型的起点是产业升级生效前15年,即15年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储备,随后是产业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创新机制的形成。

韩国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韩国也失去了廉价熟练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中国经济增长前沿研究集团,201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先进人力资本培养的重视无疑已经成为韩国新世纪以来经济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

与拉美、东南亚和中国高等人力资本的深化相比,日韩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转型现象更加显著。

如图3(a)和3(b)所示,日本和韩国的高等教育年限和劳动力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比例的曲线比其他三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陡峭得多。这种情况在图1(a)和(b)以及2(a)和(b)中没有发生。

以劳动力高等教育平均年限为例,六个拉丁美洲国家20-34岁和35-49岁年龄组劳动力大学教育平均年限在40年内分别增长了0.41年和0.40年。四个东南亚国家分别增长了0.60年和0.33年。

相比之下,日本分别增长了1.7年和1.5年。韩国分别增长了1.6年和0.9年。

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如果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的高等教育按照以前的路径深化,至少还需要40年才能赶上日本和韩国。

与一级和二级人力资本不同,三级人力资本梯度的产生需要更大的成本和政策促进。

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成功赶超的国家,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基于创新环境、高人均收入、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人力资本的15年转型无疑是一个“15年门槛”。一旦突破,将出现“人力资本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可持续性”的良性经济循环。如果不能突破,它将面临不稳定增长和不可持续增长的风险。

[1]高等教育的15年转型是基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这可以广义地表示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提升先进的人力资本。

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与先进人力资本积累密切相关,人力资本梯度的快速升级有利于缓冲经济转型缓慢的潜在风险。

(3)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升级和低水平人力资本“拥挤”的关键现象。1.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关键现象。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人力资本在长期增长过程中深化的关键现象定义为: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倒u”趋势的过程中,中等人力资本比例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拐点并未出现。经济中充斥着大量的低层次人力资本,无法实现向第三产业人力资本主导增长路径的转变。

克服这一关键现象意味着人力资本结构的质的飞跃。

这种质变通常不会自动发生。它以前瞻性的产业结构目标为前提,促进未来经济效率的提高。

从初等、中等和高等人力资本的完全梯度升级路径来看,中等人力资本池实际上起到了导向和缓冲作用:一方面,初等教育普及后,中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中等教育工作者比例的上升;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将降低中等教育工作者的比例。

作为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中间环节,中等教育在引导和缓冲人力资本不断升级和结构整合方面发挥着作用。

因此,合理的假设是,一旦第三层次人力资本转型困难,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普及路径受阻,中低层次权力资本将过度扩张,经济将被大量的一级和二级人力资本“窒息”,经济创新机制的形成将被推迟。

为简洁起见,表1列出了所有国家和地区主要储蓄者(即35-54岁的劳动力)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分布情况。这个指标基本上代表了整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现状。

以日本和韩国为比较基准,我们可以看到人力资本升级过程中关键现象前后的情况——中等教育水平的主要储蓄者比例的“倒U型”趋势拐点大致出现在50%-60%的水平上。这时,随着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比例的迅速下降和高等教育比例的迅速上升。

使用这个方便的标尺,我们可以区分中国模式和拉丁美洲模式的人力资本结构演变。

2.拥挤:拉丁美洲人力资本结构演变模型(Evolution Model of Latin American Human Capital Structure)拉丁美洲国家仍处于初级和次级人力资本主导增长阶段,人力资本结构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

换句话说,小学教育工作者的比例太高,2010年为41%,比中国高13个百分点,比日本和韩国高30%。拉丁美洲国家高等教育工作者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略高,但远低于日本和韩国。中等教育工作者比例低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利于中等教育的发展。

总的来说,拉丁美洲国家呈现出初中人力资本主导经济增长的局面,特别是小学教育拥挤。

3.拥挤: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演化模型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似乎正走向另一个极端。二级人力资本的“拥挤问题”值得关注。

从1970年到2010年,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导致了一级和二级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自2000年以来,尽管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大幅下降,但伴随而来的是中等人力资本比例的持续快速增长。

2010年,主要储蓄者的一级和二级人力资本比例为95%,其中二级人力资本比例达到63%(20-34岁和35-49岁年龄组的二级人力资本比例分别为73%和65%,日本为28%和45%,韩国为19%和55%)。

无论是基于日本和韩国的人力资本结构,还是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都表现出了显著的“二级人力资本拥挤”问题——或者说通向三级人力资本梯度的道路似乎完全受阻。

(1)人力资本结构的外部性(Externability of Human Capital Structure)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由低层次的人力资本还是高层次的人力资本主导,其增长绩效都存在显著差异,即从提高经济效率的效果来看,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结构具有不同的外部性,梯度较高的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因果积累。

1.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差异与人力资本梯度之间的相关性表2提供了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水平的国际比较1]。

作为当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实现了大学教育的大众化。2010年,美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主要储户比例超过60%。

美国强大的人力资本储备是其技术水平处于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

表2中的数据比较直接显示了拉丁美洲、中国和韩国三种人力资本模式的外部性。首先,作为一个经济追赶成功的国家,韩国人力资本的快速升级导致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迅速提高,与美国的差距显著缩小。第二,作为一个初级教育比例较大、人力资本增长以中低水平为主的地区,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这表明人力资本的低端结构抑制了技术赶超。第三,与美国的比较表明,以中等教育为主的中国大规模工业化,中等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较小,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缓慢。

[1]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水平的国际比较是研究各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差异,这不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国际比较。

详细解释和分析见郑海涛、任若宁和白满盈(2009)。

2.高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效率的因果积累。Ranis(1981)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因果积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以效率为导向的工业发展受益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高人力资本水平和高工业效率之间存在因果积累。

表3显示了韩国35-54岁主要储蓄者提升三级人力资本的过程及其与日本的效率赶超结果。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对第三产业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视在15年后取得了成效。

2000年,韩国主要储蓄者的大学教育年限达到0.88年,接近日本1.08年的水平,2010年超过1年。

值得注意的是,该国主要储蓄者的大学教育普及率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到20%上升到目前的40%。

相应地,韩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在2000年接近日本,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与此同时,韩国现代部门综合劳动生产率(即以劳动力比例加权的工业和服务业平均劳动生产率)与日本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效率赶超通常需要在积累第三产业人力资本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日本的1/4,现代部门的综合劳动生产率仅为日本的1/3。在随后的追赶中,韩国也做出了相对较大的努力来促进年轻劳动力的大学教育。1985年至2010年的25年间,20-34岁年龄组的大学教育年限从0.6年跃升至1.9年,普及率从21%上升至80%。

(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力资本因果积累1。高收入水平是人力资本转移发生的基础。图4描绘了高收入促进第三产业人力资本提升的趋势。

事实上,高收入水平在第三产业人力资本积累中起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即以高收入为基础大力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大学教育的大众化。

韩国大学教育的改进和普及用了15年,新加坡用了15年:从1985年到2000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5,800美元增加到14,000美元,20-34岁年龄组的高等教育期从0.6年增加到1.1年,该年龄组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达到52%,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000美元,20-34岁年龄组的高等教育期

作为一个早期的赶超国家,日本从1975年到1995年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20-34岁年龄组的高等教育期从0.7年增加到1.4年。

日本和韩国都是传统上重视教育的国家,政府和社会都大力支持教育。

相比之下,智利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201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8600美元和7800美元。在经济基础上,他们最初有条件升级到第三级人力资本梯度。然而,近年来,大学教育的普及率徘徊在20%左右,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作用减弱,难以产生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人力资本转移力量。

2.人力资本积累的因果积累不仅是人均收入提高的结果,也是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条件。两者之间的因果累积可以通过日本的成功追赶得到验证。

回顾15年来1980年35-49岁年龄组的教育水平,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日本在1960年代中期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教育状况。在20-34岁的年轻劳动力中,中等教育的普及率约为45%。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这一水平,而拉丁美洲国家直到2000年才达到这一水平。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20-34岁的年轻劳动力的平均大学生活约为0.4年,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这一水平,而中国直到2010年才达到这一高等教育水平。

上述两组15-19岁和20-34岁青年工人的教育水平也为我们观察未来15年的人力资本趋势提供了一个基准。

外推15年——也就是说,大约在2025年,日本、韩国和其他成功赶超的国家将顺利进入由第三产业人力资本主导的增长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与初级和次级人力资本的“拥挤”作斗争,从而扩大与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

4.结论中国近30年的大规模工业化得益于政府对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大力推动。

随着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的接近,中国人力资本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接近尾声。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低端产业链向其他赶超国家的延伸和转移,中国原有的低成本工业化优势逐渐消失,主导增长的一级和二级人力资本驱动力也逐渐枯竭。

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环节是继续推进复杂进口替代和复杂出口替代的工业化进程,需要更高层次的人力资本与之相匹配。

因此,第二次人力资源开发具有战略意义(中国经济增长前沿研究小组,2007,2014)。

由于后发国家知识储备和知识创造的滞后,在建立更高水平人力资本梯度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为了避免缓慢过渡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过渡期不能延长。

成功的赶超经验是,从大力培育三级人力资本到利用人力资本完成产业升级,周期一般为15年,这正好符合20-3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后成为35-49岁的中青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发展规律。

此外,在这一短时期内,必须有持续和强大的力量来促进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深化和扩大。

对于面临转型的中国来说,政府的关键作用是推动建立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体系,实现效率和结构升级的第二大推动力。

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已经成为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障碍。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通过抑制人力资本的深化,形成了产业结构梯度升级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应该认真学习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教训(蒋世学,1996)。

如果占劳动力绝大多数的劳动力收入不增加,高等教育就不会深化。即使是工人阶级的提升和终身教育,作为高等教育转型的替代途径,也无法迅速实现。

因此,扭转依靠低水平、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观念,探索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途径,关系到未来十几年转型的成败。

参考文献:桂平,2013:“退点进校政策与农村儿童辍学率上升”,第6届法律博览会

蒋石雪,1996:拉美发展模式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郑海涛,任若宁和白满盈,2009:“中日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国际比较:1995-2006”,统计研究,第7期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研究小组,2007:“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经济研究》,第10期

中国经济增长领导小组,2014:“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冲击和减速”,《经济研究》,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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